[50] 现今学界通说以及法院的多数判决，都将《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规范领域视为对一般行为自由权的保障。
其三、地方政府应有权统一筹划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支出。刘志广：专项转移支付乱象治理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载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中国经济60年道路、模式与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经济、管理学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591-595页。
央地财政分权的改革近年受到决策机关相当重视，如２０１４年 ７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5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探索。考虑到联邦政府对程序的设定有重大影响，应在选择构筑的语境中反思联邦政府的做法是否超越了宪法授权。见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科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崔更发、陈世杰：内蒙古自治区分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15 年第46期，第22-29页。而过去数十年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央地关系的构建中片面强调中央权力有其局限性。根据宪法，作为一级行政机关的地方政府除了对上级政府负责，还需对本级地方人大负责。
南方某贫困县2003年的两亿财政支出中一亿八千万自中央和省级政府，该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年收入约12000—150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35元，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公务员工资[5]。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的研究指出，中国强大的中央财政权力防止了地方政府被私人利益左右，从制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在19世纪后期美国推行公共学校的运动中[11]，父母和国家之间围绕儿童教育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在1923年的迈雅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12]和1925年的皮尔斯诉修女协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13]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权利。
[10]然而不论是家父权还是亲权，它主要表现在在私法领域，国家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不明显。而父母责任（Parent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发轫于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最早被英国1989年《儿童法》（Children Act 1989）采用，再经过欧洲家庭法协会（Commission on European Family Law）广泛推介而很有可能被未来各国广泛采用的概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确立家庭教育权的基本权观念有着重要现实性，同时也为今后的家庭教育立法提供观念和理论指引。三、父母享有家庭教育权的具体内容 （一）教育内容自主权 教育内容自主权涉及到父母培养孩未成年子女的自由。
第三种是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就汉堡学校法第42条第7款，汉堡州高等行政法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了一个饶有意思的裁定。
基本权利总是提出和主张人权，将人权作为自身的标准，而且这一标准不是一般的动机，而是具有宪法规范效力的动机。在学区内设置或者修改某种学校形式的。第70条父母代表的任务规定，这些任务包括加强同一个班级父母之间的联系。[34]有学者争辩到，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方法应该是：（1）原旨主义方法。
如果这既表明了国家教育权的存在，同时又意味着它是一个宪法概念的话，[8]那么后来的法国184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免费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则意味着受教育权得到了宪法承认。[43]在理解父母的教育内容自主权时，如果只是拘泥于父母的这种资格或者自由，而不注重父母的能力（法力说的观点）和可能，那么这种权利观将可能会贻害不浅，因为教育内容自主权不仅涉及父母，而且还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生。[23] 最后，父母权利是否就是个人权利呢？前面所引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持这种见解。[45] 张永广、张湛：《青少年在家教育现状与宗教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第45页。
相反，国家应该容忍这种限制，因为这样可以保证父母和子女之间和谐的家庭关系，而这也正是家庭受国家的保护（中国宪法第49条第1款）的意图所在。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中明确提出了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的任务。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居于中心位置。由于父母帮助国家履行了这一基本义务，于是反过来，国家是否也应该承认父母享有针对自身的基本权利呢？现在的问题就转化为：父母抚养和教育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怎么是在向国家履行义务呢？难道说儿童是国家的，或者说儿童既是父母的，也是国家的？有台湾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合该案案情，这主要涉及到父母是否有参与学校的权利。这一开端与16世纪中期马丁·路德（1483～1546）推动的宗教改革有关。其次在宪法上，它也违反了父母对于国家的义务。[54] 徐冬鸣：《美国在家教育立法述评》，《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12期，第111-112页。第71条家长会规定，当父母代表提议或者1/4的父母同意，每学年应该至少召开2次家长会。如果也承认父母权利的私法性质，那么它是一项首先应该履行义务或者责任、然后才能享有的民事权利，即是一项负有条件的权利，因此父母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该切实履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当时德国境内教育相当落后，学校大多掌握在教会手里。在孩子入学前，父母有充分的选择权，他们可以向教育局提交三个入学意愿，然后教育局把这些意愿转达给各个招生小学。
第74条程序原则规定，父母委员会选举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秘书，由这三人组成身份平等的理事会（Vorstand）。[28] [德] 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9-102页。
不过基本法仍然保障了父母在学校事务上的知情权，这是一种个人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能更好地行使教育未成子女的职责。[61] Beschluss des Hamburgischen Oberverwaltungsgerichts vom 17. Juli 2013 Az 1 BS 213/13. [62] 魏海政：《从强制到理智，济南实现零择校》，载《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9日第3版。
传统上由于受到法不入家门观念的影响，国家对这种行为的介入不足，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教师认为学校教育专业性强，父母不合适参与。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在反思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基础上，于1919年8月11通过的《魏玛宪法》第120条中规定了教育子女使其身心健康并具有社会能力，属于父母的最高义务及自然权利，教育行为受国家监督，这就在宪法上明确了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性质。不过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运用，以隐私权保护为代表，未列举权利确实对人权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为了便利讨论，本文将家庭教育权定义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影响，以实现未成年子女成为合格的人。联邦宪法法院还再次强调，父母在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上具有优先权利，但是在学校事务上，父母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Erziehungsauftrag）是平行的（gleichgestellt）。
从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条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这一表述来看，其在叙述 父母权利的时候没有加上限定语，而在叙述父母义务时却加上了限定语--首先（zuv#246;rderst）。[59] 王晓辉：《择校，教育公平的世界性难题》，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日第3版。
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对父母权利的重视不够，过度侵害父母权利或者对父母权利保护和给付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更加需要从宪法高度审视父母教育权的特质，从而为国家完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而人权条款的宪法意涵在于，它为基本权利提供了动机。
这些孩子的情况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孩子在外国长大，而他们生活的地方又没有德语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也不是没有争议。因为教育的公共性与纳税的水平高低有关，它对富人的影响更大，而且对于否保留较高的公共教育水平，又和富人的投票权有关。[50] 面对在家教育在德国有可能蔓延的趋势，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在2003年4月29日作出了一个重要裁定[51]，驳回诉愿人的请求，裁定义务教育合宪。
因为如果承认父母有权参与学校事务，那就意味着这是父母的共同权利了。有学者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给子女提供了一种权威。
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我们以宗教信仰自由为例加以分析，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了公民的这一自由，它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那么是否可以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理解为一项基本义务呢，即父母事实上履行了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而这一义务在本质上是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父母要参与学校教育的理由在于：家校合作更有助于儿童的教育产出。
